英国在推动安乐死合法化方面迈出了一小步，几乎所有政党都对此存在分歧，导致该议题在政治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分裂。这一举措的提出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和争议，不同观点的碰撞使得该议题在短期内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11月29日，英国议会下院就《成年晚期病人（善终）法令草案》（简称《协助死亡法案》）进行二读表决。经过五个小时的激烈辩论，下议院以330票赞成、275票反对、38票弃权初步通过了该法案。这意味着英国就协助死亡合法化迈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步。
正如该议题在全球都具有高度敏感性，法案在英政坛和民间掀起了激烈争议，罕见地撕裂了社会。议场辩论表决时，各主要政党均出现前所未有的分裂，议会大厦附近更是汇聚了支持和反对法案的两派示威群体。除了永无结论的伦理之争，《协助死亡法案》仍需面对后续立法程序的检验，更涉及英国相应的配套制度与客观条件，实现合法化恐非一蹴而就。
2024年11月29日，英国伦敦，《协助死亡法案》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视觉中国 图
一场无需遵循“党的路线”的投票
所谓《协助死亡法案》的正式全称是《成年晚期病人（善终）法令草案》[Terminally Ill Adults (End of Life) Bill]，由执政党工党的后座议员金·利德比特于10月16日正式提交下议院。利德比特原是卫生健康专业领域的大学讲师，其专业背景决定了她对相关议题的长期关注和提案准备。
该法案长达32页、累计43条，核心要义就是允许英格兰及威尔士地区年满18岁、身患绝症的晚期病人在预计寿命不到6个月、获得相应保障和保护、满足特定条件的情况下，可请求并给予“协助死亡”。显然该法案触及到了在世界各国都尤为敏感、充满争论的“安乐死”合法化问题，英国也不例外，预示着法案必将在英议会和社会掀起不小的波澜。
在英国西敏寺议会制度下，表决立法的对象包括政府法案（government bill）和私人草案（private member’s bill）。前者占据了议会立法的主要内容，由政府行政部门提案或支持；同时议会允许非内阁成员的上下两院普通议员以个人名义提案，议会将予以排期讨论、表决。私人草案在英立法系统有悠久历史，但只占议会排期和通过法案的少数。《协助死亡法案》便是利德比特提出的私人草案，而非工党政府主动行为的产物。
依照惯例，9月6日英议会抽签决定当前会期可提交私人法案的20名后座议员，利德比特被率先选中。10月3日，她宣布将就协助死亡合法化议题提案，随后于10月16日将完整的草案交付下议院，即“一读”。一读是简单的“走程序”：提案人读出法案的短标题，议会打印法案文本，作为下议院文件首次正式公布，确定后续日程。其间无需辩论或投票，不存在无法通过的问题。
因此《协助死亡法案》在议会通关的第一道挑战，在于11月29日的下议院二读。从时间来说，私人法案的二读只能安排在同一会期的周五，且通常不早于一读后两周。二读讨论法案的主要原则（而非具体条文），决定该法案能否进入下一阶段审议。第一个流程便是上午9点30分至下午2点30分最长五个小时的议员辩论时间，可提前结束辩论（甚至可不展开辩论），但不得超时。到了下午2点30分无论辩论是否结束，都要进行全体议员投票表决。
由此可见，无论是提案的利德比特及其支持者，还是议会中的反对者，都意识到11月29日的辩论、表决非常关键，至少基于议会排期的“过时不候”，意味着“成败在此一举”。另一方面，由于法案是私人提案而非政府决策，加之围绕协助死亡话题的高度分裂与尖锐对立，议会各主要党派都允许本党议员按照个人意愿自由投票，无需遵循“党的路线”——其实各党自身内部都无法形成统一的立场。
二读当日的场景凸显了各大政党的少有分裂。五个小时的辩论时间被争先恐后发言的议员们占满，其中不乏情绪化的表述、对身边绝症患者故事的分享。最后的投票结果更是少见：330票赞成、275票反对、38票弃权，完全不符合工党的席位达到议会总席位三分之二的多数优势。
英国下议院《协助死亡法案》二读投票详情 图源：BBC
具体到政党投票情况，除了在下议院仅有4席的绿党全部投赞成票，其它主要政党均出现内部分裂：偏左的工党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议员投下反对票，偏右的保守党有23名议员赞成（包括前首相、保守党前党首里希·苏纳克），偏社会自由主义的自民党则有11名议员反对该法案。依个人立场而非“党派立场”做出的选择，造成了正反方几乎势均力敌、高度分裂的票决。
就连工党政府对于这一议题也没有统一意见。首相基尔·斯塔默投了赞成票，而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韦斯·斯特里廷、司法大臣谢巴娜·马哈茂德——这一领域法案变更的直接负责人——则投票反对协助死亡。全体内阁成员中，共有15人赞成、8人反对。
“尊严死亡”还是“剥夺生命”？
根据《1961年自杀法案》，协助死亡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是违法行为，最严重可判处14年监禁。严格来说，以解除痛苦为目的的安乐死和协助死亡有所不同，但二者至今在英格兰和威尔士都被法律所禁止。2015年和2021年，下议院和上议院分别有议员提出过类似的私人法案，但前者被下议院投票所否决，后者在上议院通过二读后，未能赶在会期结束前继续推进。
协助死亡话题近期再次进入公共讨论、引发政坛关注的直接原因，是英著名记者和电视主持人埃丝特·兰森公开支持协助死亡。兰森身患晚期肺癌，于去年12月对外宣布加入了瑞士专业的协助死亡机构“尊严”（Dignitas）。今年3月，斯塔默表态如果工党胜选执政，将在该议题上给议员们投票的机会。一个月后，英议会请愿网站签名请愿、呼吁允许协助死亡的人数达到10万，意味着议会必须讨论该议题。
实际上提案的利德比特深知涉及协助死亡需要慎之又慎，因此她的法案为协助死亡设置了严格的合法标准，被她描述为“全世界最强有力的保护和保障”。根据法案，协助死亡的成年申请人除了预期寿命仅剩不到6个月，还需要在全科医生（GP）诊所注册登记至少12个月，具有独立做出决定的精神能力且不受压力或胁迫地明确表达这一意愿（两次声明、签名确认），得到两名独立医生相隔至少七天的先后核准，经过高等法院一名法官的听证、裁定……
不过再严格的限制条件仍无法化解正反两方尖锐的立场对立。支持者的观点高度一致：现行法律制度下，绝症患者在生命最后时刻饱受病痛折磨、生不如死，令自己和家人倍感痛苦却无能为力，导致当事人往往以悲惨、没有尊严感的方式离世。这些人认为，为了避免一再重复的悲剧，让绝症病人体面地走完人生最后阶段，必要的协助死亡势在必行。
相比之下，反对者的观点则各不相同。传统基督教伦理最反对安乐死或协助死亡，认为主动终结“上帝赋予的”生命周期应遭到谴责，自然死亡的过程更不应人为干预。跳出宗教伦理，世俗层面对协助死亡也有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的担忧和反对。
最具代表性的反对意见，就是“协助死亡”无论条文规定多么完善，在实际操作中难免“变质”的可能，由“协助死亡”变成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愿的“迫使死亡”、“剥夺生命”。工党的斯特里廷和马哈茂德就认为，尤其是老年、残疾、失能、虚弱、经济相对拮据的患者会因为这一法案的规定背上精神负担，感觉自己有义务结束自己的生命（哪怕本人不愿如此）。
有鉴于此，以自民党党首埃德·戴维为代表的法案反对者认为，与其把协助死亡合法化，更好的办法是改善临终关怀的医疗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让绝症病人以更高的生活标准和更体面的方式走完人生最后阶段。国家是否应该把死亡作为一种“服务”，是质疑者对协助死亡和安乐死最大的拷问。
此外，高等法院听证、核查的程序是否会沦为走形式的“橡皮图章”，英医疗体系关于协助死亡的配套设施是否做好了准备，国家现有的姑息治疗、安宁治疗是否完善到为绝症患者提供了真正的选择，更涉及法案的可操作性。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是支持者和反对者都绕不开的难题。
考验刚开始，协助死亡短期内难以合法化
正如前文所述，《协助死亡法案》获得下议院二读通过，只是完成了立法程序考验的第一步，更加复杂、耗时更长的审议程序还在后面。二读只需要原则上同意、通过这部法案，下一步便是下议院委员会逐条审议、修订内容阶段，之后是“报告阶段”——议员们可进一步提出修改意见，由议长主持修订内容的辩论和表决。最后下议院才进行法案三读，就法案实际内容进行辩论和表决。
法案在下议院通过后，还要在上议院重复同样的五道流程，并且在走完流程后将法案发回上下两院，供所有议员再三考虑是否还有修改意见。只有当上下两院赞同法案全部内容、对任何字词都没有反对意见时，法案才会交付英王同意、正式成为有效法律。在此期间，政府还可以用其法定职权影响这类私人提案的进度，包括延长下议院“报告阶段”的时间、为“金钱决议”（决定落实该法案所需要的公共开支）排期。
《协助死亡法案》在英议会已完成和未完成的流程 图源：UK Parliament
利德比特对英国广播公司（BBC）坦承，在《协助死亡法案》正式生效前，整个立法流程可能最长持续两年之久。她本人也没有急于求成，而是强调“做得对比做得快更重要”。在后续程序任何一步中如果有下议员改变主意，或者多数上议员不同意，又或委员会或全体议员对修订内容无法形成多数意见，都会导致法案未能通过、无法成为法律。
归根结底，这不是政府或者某个大党提出的法案，议员们全凭个人意愿投票。所以理想情况下，此类法案有望获得跨党派议员的支持；最坏情况下，同党议员都可能拒绝伸出援手。工党政府对《协助死亡法案》持中立态度，实质上就是不以政府或执政党的名义为该法案背书，斯塔默甚至在下议院二读之前拒绝透露自己的投票倾向。由此可见，只要工党和政府的态度依旧不明朗，之后的流程仍有可能出现变数。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自然在于英政坛和社会对协助死亡问题缺乏共识，不少公众人物的反对意见更能深刻地影响民间态度。别的不说，过去15年间英国六任首相中就有四人（戈登·布朗、特蕾莎·梅、鲍里斯·约翰逊、伊丽莎白·特拉斯）明确反对法案，只有苏纳克和戴维·卡梅伦表示赞成，且后者是近期才公开改变了他2015年投反对票的态度。
至于基层民意，英非政府组织“死亡中的尊严”（Dignity in Dying）和著名民调机构益普索在今年分别做过民意调查：前者发现75%的受访者支持协助自杀合法化，只有穆斯林群体中反对者占多数；后者显示三分之二的民众支持医生协助绝症患者死亡，反对者只占16%。不过批评者并不认可民调的可靠性，理由是它们未能准确反映受访者在掌握相关细节信息、多加考虑后的真实观点。复杂而未知的民间态度，是否做好了迎接《协助死亡法案》的准备，目前尚不得而知。
总而言之，《协助死亡法案》通过下议院二读，的确是英国历史性的一刻，但还远达不到“创造历史”。协助死亡到底意味着尊严死亡还是剥夺生命，全社会是否真正理解其合法化后的实践意味着什么，医疗和司法系统又是否具备了成熟的客观条件？一次议场攻防战的激情汹涌之后，英国公众仍需要静下心来、审慎思考，而非在简单粗暴的口号标语中继续制造分裂和对立。
（胡毓堃，国际政治专栏作家、中国翻译协会会员）
